闽先生称，去年11月25日，他委托施先生托运一批羽绒服到铜陵，在运输中丢失9大件合计121件价值39854元的羽绒服。之后，施先生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书，认可丢失羽绒服的实际价值，并承诺如找不到丢失的衣物，将赔偿经济损失39854元。闽先生同时向警方报案，但此案一直未破。双方在协商赔偿不成的情况下，闽先生将施先生告上法庭，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9854元。

　　被告施先生称，原告丢失的9大件羽绒服的实际价值为39854元的情况不属实，情况说明书的内容是原告填写的，被告只在情况说明中注明丢失件数和托运人名字，在该情况说明中关于“赔偿39854元……”系原告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添加，被告只同意按货物运价的两倍赔偿120元。

　　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：“情况说明”并非一次性书写完毕，内容改动较大，原告主张的赔偿总价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。且原告未办理保价运输手续，仅支付60元运费，故被告应按约承担原告已付运费两倍的民事责任。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20元，原告负担1500元案件受理费。

　　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不办理保价运输只按运费的2~3倍进行赔偿似乎已成了托运行业的规则。但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定兵认为，根据合同法，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托运公司丢失的托运物品价格，也就是消费者的实际损失，托运公司就应该按照消费者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。